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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成都11月7日电 题：海德格尔如何跨越时空与老子“论道”？

——专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曹顺庆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作为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中国的道家思想怀有浓厚兴趣。他从《老子》中汲取营养，以此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丰富他对存在的终极问题的思索。

海德格尔如何跨越时空与老子“论道”？为什么文明互鉴才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特征及规律？受邀出席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海德格尔如何跨越时空与老子“论道”？

曹顺庆：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对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众所周知，海德格尔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哲学贡献，是首先重新开启了存在问题(re-open the question of Being)，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克服者。

然而，是什么东西导致了海德格尔认为自己首先重新开启了存在问题？事实上，是东方思想，尤其是《老子》的有无相生的思想。据相关史料，海德格尔曾尝试与华裔学者萧师毅一起合作翻译《老子》。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尔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写于1943年的文章，题为“诗人的独特性”，探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诗作的思想意义，文中引用了《老子》第11章论述“有无相生”的观点。

海德格尔创新性地提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虚无也是存在的特征。因此，“存在的意义”问题同时也是对“无的意义”的探寻。但此种虚无既非绝对的空无(empty nothing)，亦非无意义的无(nugatory nothing)。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虚无：同一”之“无”是“存在之无”(the Nothing of Being)，“无”从属于“存在”。

显然，海德格尔思想创新，是汲取了《老子》有无共生、虚实相生的思想。改变了长期以来西方的“Being”不承认“无”(the Nothing of Being)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中新社记者：作为两个处在不同时空的对话者，海德格尔与老子有哪些共同话题？

曹顺庆：海德格尔继承先师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主客融合观，并进一步深化——通过人在世间的生存体验，领悟人生意义的终极问题。海德格尔正是行走在这样一条和西方哲学传统反着来的道路上与老子“相遇”。

西方哲学强调主客观二元对立，中国古代思想则主张天人合一、阴阳相交，因此中西思想的领域各自形成了独特的天地。胡塞尔“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观点，开创了一种迥异于西方传统的新理论视野和思维模式，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最杰出的学生，深受其影响。

有与无是老子思想中的一个基础命题，同时也是海德格尔追问存在意义的一个基本立足点。《老子》第一章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由此引出有无相生，同生成于道的学说。

有趣的是，海德格尔也受《老子》启发而结合“有”与“无”的关系引申到对存在的思考。但海德格尔后期更加重视对“无”的讨论。海德格尔和老子在话题上另一个切近是对语言的关切。语言问题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大核心问题，海德格尔的语言直接与存在相关，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存在的本质；老子的道言则直接与道相关，道本身就有道说之意。

海德格尔的寂静之音是典型的“贵言”观，是对普通的夸夸其谈的抵触和对“沉默是金”的赞许。老子明确地表达了对普通语言的不信任，老子认为自然之道首先就要尽量做到不言，因为“希言自然”“大音希声”。

除有与无及语言的问题外，海德格尔和老子也关切人的生存状态。近现代人类被卷入一个处处是机械的技术世界，大有被现代技术和文化异化的危险。中国的老子和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人在这种处境里的尴尬。老子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观点。海德格尔自己作为一个诗性的思想者，在对现代技术社会忧心忡忡的境况下，很欣慰地遇见了老子这位“同道中人”。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文明互鉴才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特征及规律？

曹顺庆：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特征及规律。

以文字为例，古希腊文字并非古希腊人原创，而源于亚洲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古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文字而来，是腓尼基人在苏美尔-古巴比伦楔形字基础上，将原来的几十个简单的象形字字母化而形成。

以文学为例，一般认为，世界文学艺术最早起源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是目前已知世界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比古希腊史诗(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要早上千年。而且《吉尔伽美什史诗》还直接影响了古希腊史诗和《圣经》。

以哲学为例，我们都知道古希腊哲学的灿烂辉煌，但是古希腊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多种文明的不断交融之下出现的。

而现当代西方文化与文论，依然是文明互鉴，文明影响交流的结果。例如，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Jung)曾长时间研习《易经》，认为其中包含的共时性原理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对心理分析实践有效用。其中，共时性原理是因果律外，更符合心灵发展需要的思维方式，可弥补科学理论的冷漠无情。

无论是海德格尔和老子，还是荣格与《易经》、叔本华与朱熹，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明互鉴，离不开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互学互鉴。

中国有儒家、道家以及释家三大文化支柱，而释家正是文明互鉴的结晶。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融合的历程中，经过“格义”等一系列改造，将注重语言的印度文化规则，转换成了“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中国文化规则，最终创立并形成了中国的佛教——禅宗以及相关的禅宗文学与文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而中国禅宗又传入日本，最终影响全世界，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

文明史实证明，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因为与阿拉伯的文明互鉴而兴起的。阿拉伯人不仅将阿拉伯翻译的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文化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而且还将中国、印度、波斯的科学文化著作翻译成拉丁语、西班牙语和法语。若没有阿拉伯学者的努力，伽利略几乎没有可能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更不能与亚里士多德进行跨时空的对话。

大量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证据足以显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优势文明，平等包容的文明观是正确认识文明多样性的关键；文明之间也不是孤立地发展，对话互鉴的文明观是正确认识人类文明历史规律的前提。(完)

受访者简介：

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大学学位委员会文科主席，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多个项目，CSSCI辑刊《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国际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ESCI，劳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