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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指研究院认为，“商转公”在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的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已购房家庭贷款利息支出，降低购房成本。但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商转公”单一政策很难扭转市场预期，仍需与其他政策协同配合，共同促进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

　　芜湖也在新政中提出对“商转公”贷款实施动态管理机制：当住房公积金个贷率低于85%（含）并持续3个月，可开展“商转公”贷款业务；当个贷率高于90%（含）时，可采取相应调控措施，暂停或控制“商转公”贷款业务规模。（完）

　　“我觉得目前最好的方式还是两种方式组合。我已经用大部分的房票换了商品房，想卖的这些房票是剩下的一小部分，卖不出也无所谓。我身边也有朋友选择了早定下一套比较好的安置房，其他换成房票的组合方式，感觉也蛮好。”苗先生说。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曾多次关注“一把手”霸道行权现象，并提到多个案例，包括吉林省白山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李宇忠一人决定工程项目、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力排众议“关照”利益关系人。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把所在单位大小事项的决定权视为“自家事”，对工程发包、人事任免、资金安排等重大事项大搞“一言堂”。福建省福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卢林不仅决策时大搞“一言堂”，还在用人中大搞“一句话”，任人唯亲唯利，长期插手下属企业各类岗位的人事调整，利用职权在人员招录、职务晋升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江苏省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蔡前锋走上局长岗位后，“感觉自己权力很大，可以在单位高高在上了”，于是插手大部分交通工程项目，贪腐涉及交通工程建设多领域多环节，不仅破坏了交通工程建设市场公平竞争，也严重影响了该市交通系统的政治生态……

　　也有人经过考虑后选择了放弃“商转公”，邢先生是其中之一。“因为我的房贷已经还得差不多了，去公积金中心咨询后一算，转后的利率差也就1%左右，总共省不了几万块钱。工作人员也建议，如果房贷还剩下十几、二十几万元的话，利息其实基本都还完了，转的意义不大。”

　　冯栢文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澳中两国近期就葡萄酒和风塔达成共识是一个积极进展。这标志着两国具备建设更加顺畅贸易关系的潜力。他同时提到，中国近期终止对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征收合计80.5%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为澳大利亚大麦出口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铺平了道路。